多面院士陳新滋:從中藥里提煉抗癌物質,用牛技術“減毒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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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多面院士陳新滋:從中藥里提煉抗癌物質,用牛技術“減毒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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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

1950年生于廣東省臺山縣(今江門臺山市),先后在廣州、香港求學。1975年畢業于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1979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獲得博士學位。200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15年成為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曾先后任職于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臺灣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2007年至2010年任副校長)、香港浸會大學(2010年至2015年任校長)。2003年至2007年,兼任廣州中山大學藥學院首任院長,2015年7月正式加入中山大學,擔任藥學院教授及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

主編學術專著7本,獲得多項中國和國際發明專利,2005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曾任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社會兼職還包括深圳市科技顧問、重慶市政府科技顧問、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促進會首任理事長等。

陳新滋院士接受南都專訪。

高光語錄

·我現在感覺,我的時間已經不屬于我自己,應該是屬于社會。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做教育其實沒有得意的(政績),做教育又每一天都得意,因為你每一天都看到學生的成長。這些成長有時候跟你沒關系,有時候跟你有關系。只能說,我會盡百分之百的力量,付出所有我能付出的東西。

69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新滋保持著極為高效的工作節奏。

周一到周五,他通常在廣州中山大學東校園“坐班”,保證團隊的順暢運作;周末,他會搭乘廣深港高鐵去往香港,甄選、籌措和推進具有前景的產研合作項目。

“我現在感覺,我的時間已經不屬于我自己,應該是屬于社會。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陳新滋告訴南都記者。他顯然樂此不疲。

陳新滋是國際知名的有機化學家,特別在手性催化配體等領域成果卓然。在供職企業研發部門12年后,他自降70%薪酬重返高校,先后執教于港臺多所大學,2010年至2015年間曾任香港浸會大學第四任校長。自2016年起,陳新滋在廣州南沙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致力于促進知識成果的產業轉化。

從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時,他獲得了400萬元退休金,其中300萬元,被他捐給了如今任職的中山大學藥學院,剩下的100萬元全部匯入一個香港基金——近半個世紀前,陳新滋曾受此資助負笈海外,從而開啟了視野寬宏的一生,他希望以同樣的方式獎掖后輩。

在化學反應中,催化劑是集納資源、促成結合的存在,自身卻不會隨之改變。陳新滋半生致力于研究的這類物質,恰巧成為他的人格速寫。

從廣州學童到“全港狀元”

2015年夏天,65歲的陳新滋正式卸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就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校學術委員會主任。

他對南都記者說,這并非一個艱難的決定,物質條件或職分也不是他在意的方面。選擇中大的理由只發乎內心:“我特別喜歡在廣州,我一直覺得中山大學是我的家。”

陳新滋是廣東臺山人,上世紀50年代隨父親徙居廣州,1962年曾考入中大附中,與今天的中山大學南校區隔路而望。他記得,那時的康樂園還沒有用紅墻圍起來,鷺江一帶盡是農田。若非時局,也許成績優異的陳新滋終究會考到“對門”去,但在初中畢業之后,學校停擺;他急于求知,便瞞著父母,一個人冒著冬寒泅去到了香港。從此,如箭離弦,與故鄉越行越遠。

初來香港,要立足、生根,便是極大的困難。陳新滋不得不在一間工廠做全職普工,每天勞動十小時,另一邊準備入學考試——上世紀60年代,香港采用英式學制,中學為五年,陳新滋想要插班讀“中四”(相當于高一),英文詞匯量差距最遠。他的辦法是看原著小說,“一開始整篇都是生字,那就查字典,查完就寫下來。”白天做機械性的工作時,可以翻出小紙條偷偷看,腦中“胡思亂想”單詞的用法,“一天大概記50個單詞,100天就能學會5000個,其實對于英文來說足夠了。”憑借一番苦功,半年后的1967年9月,陳新滋如愿進入了香港李求恩紀念中學讀“中四”,并在下一學年的中學會考中榮膺全港第一名,被香港中文大學錄取。

然而,在入學三個月后,他選擇接受資助,去往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讀本科。“我去的時候,什么日語都不懂,還遲了三個月,要趕上去很辛苦。”陳新滋說,“但是我認為,假如我留在香港讀大學,可能我的眼界沒有現在這么開闊、認識這么多朋友;去了日本,后來又再去美國,我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圍,對我以后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為了學日語,他試過將錄音機連上耳機放在床頭,每天聽著老師講課的錄音帶入睡,播完后第二天起床再錄新課。不知那些聲波是否都傳入了“潛意識”,但堅持煲了半年耳朵,陳新滋漸漸能聽懂老師上課的內容了。1975年大學畢業后,他以理學院第一名的成績得到兩位老師的大力舉薦,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系攻讀博士。

從化學愛好者到著名科學家

回顧來時路,陳新滋發現,選擇化學作為畢生志愿,源于一個“不完全正確的觀念”。就如同內地在建設年代流行的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一時期,很多香港學子面向未來,總希望自己的專業可以“用得上”。

小時候,陳新滋喜歡讀歷史故事。他的英雄夢想不是“當大將軍”去征服別人,而是“當科學家”,讓所有人能吃飽飯、有衣服穿。相對于同樣“有用”的生物,他從高中起就更鐘意化學,“因為種一棵植物,要等很久它才會長出來,化學不需要等,你把幾樣東西混合在一起,就有新的東西出來了。我希望快一點看到結果。”

小時候,陳新滋喜歡讀歷史故事。

如今化學通常細分為無機、有機、分析、物化四大類,但在陳新滋求學的時代,各門類之間并沒有明晰的分界。大學本科他學的是無機化學,博士論文是用無機化學的方法來解決一個有機化學的反應機理,因此“可以算無機也可以算有機”,1979年博士畢業、進入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中心研究室工作時,有機金屬化學在國際上正當紅,陳新滋便“從善如流”,將有機化學作為自身的領域。

他是全世界最早涉足手性藥物的學者之一。“什么叫手性?就好比人的雙手看起來一模一樣,但左手戴不進右手的手套,因為它們的立體結構不同。”陳新滋這樣解釋。互為手性的藥物進入人體后往往會呈現療效、毒性等方面的差異,而科學家們要做的,就是通過有效的控制,盡量只合成單一手性藥物,減少后期分離所造成的成本浪費。

這種“方案的改良”聽起來容易,但要實現起來,也許比發現一個新的現象還要難。“就像跑100米,從11秒跑進10秒已經很難了,再跑進9秒,就越來越不可能;工業上,一個項目從0到100分,可能你要做到80分才可以打平成本,90分才可以賺到一點錢,有時多一點點的進展,就是這個項目能不能工業化的關鍵。”

令陳新滋和團隊蜚聲國際的“萘普森”(一種止痛藥物)合成工藝,曾被寫入《大英百科全書》1991年度“國際化學重大進展”。為了盡可能提高單一手性藥物的純度和產率,當時他們試驗了各種手性催化劑和催化反應條件,很多時候是推翻重來。

陳新滋說:“其實大部分科學家能解決重大問題,都是才智、努力與靈感完美結合而成的。”在不斷的尋找、嘗試和等待中,科學家總要樂觀,相信會有一條通路存在。“不找,就永遠找不到;找,也不一定找得到,但是最少有機會。”

從普通教授到執掌一校

在美國孟山都公司從事工業研究的12年間,陳新滋的工作備受認可,也有相當寬綽的待遇,但他一直有一種“未完成感”:想法太多,單憑他和兩名科研助理不能盡數實現,留下很多遺憾。有一兩年,陳新滋經常夢見自己回到本科母校,給年輕人講課,醒來時內心喜悅。他開始思量:“說不定我真的是應該當老師才對。”

1992年,得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校友引介,陳新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前往臺灣大學。他的薪水比原來降了七成,但陳新滋認為“也夠用”,關鍵是與學生的交往完全令他享受其中。次年,他又有機會重返香港,在港校的騰飛時期,歷任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主任及講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院長。2007年至2010年,他出任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2010年7月,正式接替吳清輝,成為香港浸會大學第四任校長。

5年任期之內,陳新滋暫停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甚至取消了在香港的實驗室,但是他認為很值得:“任何一個學院、學校、機構,真正要做好的話,帶頭的行政人員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帶頭帶得不好,方向都錯了,那整體都沒有前途了。所以我認為,有能力的人還是應該做一些行政,這是一個貢獻,也是一種責任。”

身為一校之長,難免要辦一些“吃力不討好”之事,因為沒有一個決定能讓所有人都快樂。不過,陳新滋說,他的長處是比較容易跟不同的人溝通,工作起來還不至于太吃力。

談及掌校時期的工作實績,陳新滋認真而又謙遜地笑著說:“做教育其實沒有得意的(政績),做教育又每一天都得意,因為你每一天都看到學生的成長。這些成長有時候跟你沒關系,有時候跟你有關系。只能說,我會盡百分之百的力量,付出所有我能付出的東西。”

陳新滋曾聽聞中大前校長黃達人將150平米的新房讓給其他教師,自己和老伴住在50平米的公寓樓內,敬慕他是一個“真正優秀的共產黨員”。他自己擔任浸大校長時,也從未將學校提供的別墅納為己用,而是作為公用的待客場所。

任上,陳新滋還提議創立了香港第一所國學院——饒宗頤國學院,旨在傳承國學、弘揚中華文化,為外界津津樂道。但他不認為是自己“創造”了這個學院,他只是在全校形成共識的基礎上,贏得饒公首肯,最后把事情做起來。作為校長,陳新滋“手上無錢”,曾在國學院成立之初親任籌款活動籌委會聯席主席,借助饒公贈送的墨寶,一晚籌得逾4600萬港元辦學資金。

2015年7月任職中大以來,陳新滋則是通過自身的學術能力和感召力,努力發揮作用。實際上,早在2003年中山大學藥學院籌建之前,他就利用周末休息時間、自負交通費用,為這個新生的學院提供無償幫助,并兼任該院首任院長4年之久;從浸大榮休之后,陳新滋長居廣州,開始著力推動藥學院的發展及藥學與化學領域科研成果的轉化工作。

2016年,他和團隊在廣州南沙成立了科技公司,將足夠成熟的技術作為“產品”,推向全國市場。從學者、教育家轉行做企業,又是新的挑戰,陳新滋只是覺得,“很多知識假如爛在我們的腦袋里面,很浪費,找別人來做,也不一定有適合的人。”于是,當仁不讓。

公司成立不久,已經攻克了多個精細化工領域的生產難題。比如,團隊通過研發一種新的催化技術,直接讓破壞臭氧層的“元兇”四氯化碳加氫氣合成氯仿,作為空調制冷劑的生產原料,并已經在江西一處千畝規模的工廠實現量產。中國氯堿協會秘書長劉東升曾評價說:“這項重要發明的成功工業化, 在一定程度上對拯救中國的甲烷氯化物工業作出了保證。”

正在攻堅的項目則包括為新能源電池中的電解液研制添加劑,以延長電池壽命、提高安全性;從中藥中發掘抗腫瘤物質,并利用手性催化合成技術為其減毒增效等。務求與百姓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延續著陳新滋少年時代的“實用主義”。

不過,現在他不再是單兵作戰,身邊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高水平人才。其中,有他在臺灣大學的第一個博士生,辭掉了在臺灣的高管職位來到南沙;也有20年前,他親自從內地招到香港的學生——現任中大藥學院院長胡文浩。新一代人逐漸成長起來,在各自的領域發揮帶頭作用,是陳新滋最感欣慰的事。

在他看來,當下的中國,正值創新創業的最好時期。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藉由三地更高效的連通、協同,應有充分的信心參與國際高端競爭。

/對話/

南都:你見證和參與了香港高校躋身亞洲領先行列的過程,其間有怎樣的觀察或體會?

陳新滋:香港過去二三十年一直都得到我國改革開放釋放出來的新能量的支持。我國眾多優秀高校畢業生都在畢業后爭取到歐美及香港高校深造,這些學生都是極優秀的人才。他們不但幫助歐美學校提高科研成果,也幫助了香港高校的科研力量迅速發展,形成了一種良好的氛圍與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在香港原來就具有的力量上突然增加的,所以香港過去二十多年是黃金的發展期。另一方面,香港高校是全英語教學,大學的國際化程度很高。而“國際化”是目前國外評價高校的一個重要指標之一,這是讓香港和新加坡在國際排行榜上占優勢的因素之一。

南都:你曾提到,在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內地與香港在產學研方面可以“優勢互補”,能否具體談談可能的方向?

陳新滋:一個科技企業的成功,離不開技術基礎、管理能力與資金支持。香港具有國際化及強大國際金融系統的支持,在基礎及應用基礎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實力與經驗,過去二十多年在培養人才與創造科研成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績;由于香港是國際城市,在引進國際人才方面也有一定的優勢。

但香港有一個硬傷,就是土地資源和勞工資源都嚴重不足,不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制造業基地。相反,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地方仍有相當豐富的土地與人力資源,完全可以和香港互補,成為一支可以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地區力量。

我們在南沙建立研究所目的也是把香港與內地的人才與資金有效整合,解決一些創新問題,最終發展成為生產力。我們自己和許多朋友的經驗都印證了這個想法。

2011年,陳新滋(右)主持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和Wiesel的講座。

南都:最近屠呦呦團隊對于青蒿素的研究,再次引起公眾關注。您你認為中藥的現代化利用有何前景?

陳新滋: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方面的新突破,印證了認真踏實、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的重要性。

我國歷代中醫師利用中藥(包括植物、動物、礦物等)治病,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中醫藥對人類健康的貢獻是明顯的,但老祖宗對中藥的認識,大部分是基于他們當時身處的社會對大自然的認識及臨床經驗發展出來的。

今天的科學發展,讓我們認識了很多以前不了解的現象,中藥的發展也應該利用最新、最好的科學工具去探索,找出我們今天還未了解的新問題及解決方法。中藥相當于一個大寶藏,有很多寶物,還有更多我們迄今仍未掌握的奇珍異寶。如何利用好這個大寶庫為人類服務,是目前相關領域科學家的責任與良機。

出品:南都采編指揮中心

統籌:南都人物新聞工作室

采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視頻:南都記者 李琳 實習生 張天雄

攝影:南都記者 陳輝(資料圖由受訪者提供)

作者:。他顯然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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